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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贵祥专辑写在游牧与游击之间——访作家罗贵祥

发布时间:2020-07-30 浏览量:432人次

记得在《非虚构作业》中,罗贵祥写过,读大学时他常常跑到也斯的办公室聊天,谈谈文学、聊聊理论便是一个下午。多年后,当日的学生已经成为老师,人文及创作系的学生都称呼他作「Prof. Lo」。每次行经学系办公室,他房间的灯总是亮着。

「咯咯」。「Come in」──师生之间的藩篱被轻轻地推开了。

和本地作家、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教授罗贵祥访问,本身已经是场跨界的旅程。他兼顾学人与创作者的身份,我们可以见到他办公室的书柜藏书中,有电影研究、剧场、文学、历史多种面向的书籍。当我们尝试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瓜塔里理论中的「游牧」(nomad)形容他渐变、多向的创作,他没有回以高深学问,轻鬆平常地说了句:「我创作冇计划,别人找我写就写,好似打游击。」

游牧是思想,游击是行动。这个一体两面的价值观贯彻他的学术和创作之路。

 

理论是为创作的导引

妳以为
包围立法会保卫某条村
反抗巨大又遥远的帝国
要打造的不是
一艘乘载全人类的超级太空船
不过是要
留下一颗会呼吸
会变绿的籽子
让它感染
整个快将枯死的森林

──罗贵祥〈妳的科幻电影论文〉

这首诗写于2010年,那年正值反高铁运动的高潮。罗贵祥形容在香港要留下一颗种子,就像《2001太空漫游》般科幻,但是科幻背后,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「你们知不知道,诗中的那位学生现在在马宝宝农场帮手……」我们一听便知道诗中的「妳」是卓佳佳,他随即笑说直到今天两人在马宝宝农场碰面,卓佳佳仍然「投诉」当年为甚幺获低评分。

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,罗贵祥写了这首诗,思考城市与自然的关係。而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,罗贵祥也提到近年学界流行的「人类世」(anthropocence),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改变,着迹得足以另立新的地质纪年。我们问,创作与学术之间,是否有互通的地方?他说,学术研究有其潮流,学者既要保持接触最新的学术理论,也在经年累月的研究,培养出自身的兴趣、方向。两者不一定冲突,而是处于相互调整的状态。而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係,亦可作如是观。

无独有偶,罗贵祥小说〈田在市〉中,亦有对于反高铁的描写。故事讲述一对恋人,谷匡先生和女友Olivia参与反对兴建铁路运动,但是两人的名字随走进人生的不同阶段而变化。评论人林雪平以德勒兹的「变向」(becoming)理论解释,男女主角游移的身份,是一种不断变向的过程,与罗贵祥眼中「不断变向的自然」亦有所关连。罗贵祥欢迎解读,他指小说本身想处理一对男女在不同环境的经历下,个人有甚幺改变,两人关係如何发展。而对于林雪平提出〈田在市〉处理农田在城市中的问题,他亦说,「近年我开始留意与人关係密切的东西,如土地问题。反思香港是否只有发展、起楼一途,还是有其他可能性。过度发展、发展主义同样牵涉学术界新近的研究,比如人类世。」

我们一般视罗贵祥为学者,难免好奇学术理论如何影响他的创作。他觉得,运用理论创作是不少人创作历程的起点,不过「小说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和遭遇,文本有其内在的逻辑」;除非写一个故事来阐述理论,否则更多时理论是为创作穿针引线。「如果完全由理论主导,本身未必好看,也写得不够过瘾。」或者,理论就像是创作的绿洲城市,游牧的作者整顿行装后,便向未知出发。

罗贵祥的游牧起点

翻开罗贵祥文学评论集《他地在地──访寻文学的评论》,可见他早于八十年代,于港大修读比较文学系时,已经着墨南美魔幻写实作家如马里奥略萨(Mario Llosa)、中国新一代小说家阿城、诗人顾城,还开始探讨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係。看书既多且广,不知道他的大学生活怎样过?

他谈及两个场域:「文社」与《学苑》。「在文社,大家参考爱荷华工作坊的形式,糊名交出创作,围读并批评作品,被批得体无完肤是等闲。老鬼如吴吕南,笔名乞灵,也不时回来港大训练新人。」

罗贵祥记得青年时,余光中任教中大,影响不少文人,有所谓「余派」的说法。来到八十年代,南美及东欧文学在西方大行其道,透过不同渠道传入香港,他在《学苑》文艺版担任编辑期间,阅读和引介那些作品。那时候,他形容是「即学即用」,昨夜读完今日即写,其实不大能消化,但是交了稿再说。他顿一顿说,可能这篇不是最好的稿,但不会是你最后一篇。

在一篇一篇的评论中,他还大胆尝试评论的不同形式。当年看过德里达(Jacques Derrida)的《Glas》后,他便在自己的评论中试验正文和备注并行的模式。在〈后现代主义与梁秉钧的「莲」系列〉中,罗贵祥把文章一分为二,上方是诗的评论,下文是评论的诗,诗与评论并行。「形式和内容并不对立,形式可能会影响内容,甚至主导内容。我不断处理这个问题。当年年少气盛,现在我未必会如此处理了。某程度上,我现在乐于接受不同文类的框框,可以从中体会文类本身赋予的限制,而这有时比全无限制更好玩。」

越界的香港文学

大学毕业后,罗贵祥当过一年信报记者,再进入学院,研究香港文学。他的硕士论文〈Crossing Boundaries: A Study of Modern Hong Kong Fiction from the Fifties to the Eighties〉 于1990年发表。相比起他阅读过诸多中西文学,香港文学长期处于在边缘生存的状况,甚至连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。他记得第一次以研究香港文学的题目申请奖学金,却失败而回,因而转而当记者,后来在也斯协助下再度申请才成功。「当时港大文学院院长赵令阳听见我想研究香港文学,嗤之以鼻,觉得香港根本没有文学,再说当时不论是中大还是港大,都没有人教授香港文学。」

今天,香港未会再予人「没有文学」的印象,但在八、九十年代,罗贵祥形容香港文学处境尴尬,杂誌规模不大,受众狭窄,「当时许多人流行办杂誌,但往往只能办三期──创刊号、试刊号、结束号」,资金是问题,营运是问题,理念不合散班也有。独立办杂誌难,唯有寄生在报章一两个版位。

此外,香港文学也面对从属于中国文学的压力,他当然对此不以为然,指出香港文学不该纯粹从属于中国文学,这只会使身份变得狭窄、牢固,反而说不出香港文学的特质。「其实我希望可以将香港文学提升到更高层次去讨论,它有条件达到的。」香港文学值得以理论昇华,可是一到外国,由于欠缺翻译,香港文学几乎是失语的。后来黄碧云的《烈佬传》获红楼梦奖,仍听到不少人质疑本地文学作品比不上中国文学。

如何在中港关係间游牧?

近年香港社会状况多变,很多人思考此地的未来,更有所谓本土思潮,希望透过建立香港人民族身份,以此对抗中国施加于香港的种种干预。2014年,港大学生会刊物《学苑》出版《香港民族论》,时任特首梁振英点名批评《学苑》鼓吹港独,曾任《学苑》编辑的罗贵祥亦因此接受访问。

本土主义未必是香港的出路。在罗贵祥看来,这使香港的身份不再变向。「因为要持有香港人的特质对抗外力,在建构过程中会排挤其他群体,甚至排挤掉自身的可能性,对文学、文化而言长远没有好处」,然而他亦补充,「但我理解那种无力对抗转而坚持特质的情绪反应。」

身份始终是罗贵祥思考的重要课题,近年他由香港转向中国少数民族。一开始只想研究电影如何呈现藏人身份,但愈研究下去,愈发现自己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缺乏认识,于是便一头栽进去。他向我们分享一段有趣的历史,与香港当下的情况有共通之处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中共政府为表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,挑选五十五个民族代表。政策甫出台,各地少数民族为争取中共认可,纷纷「建立民族」,单是云南便出现四百多个民族。情况失控,中共政府便强行融合民族,说服他们相信自己与其他民族同源。同时间,中共政府却反向把西藏划分成三个藏区,以方便管理,防止藏人反抗管治。所谓「民族」,有融合、分化,还有误认,中国的回族其实算不上是民族,只是隋唐时有一群来华经商的伊斯兰信徒,与当地人通婚,后代就成为了现今的回族。

中共政府建立民族方便分而管治,地方以建立民族对抗集体,其实是一体两面。「我想找出非主流的方法处理複杂问题,主流或者建立主流的过程排斥太多。像种田,同一块田不能永远种同一样农作物,长远不轮换耕作的话,只会破坏土地的生态多样性。」他说。

学人打游击

罗贵祥不怕拘束,以身份游移的边缘视点观察香港文学和少数民族研究。也许不变的,是他猝不及防的幽默。昔日上他的课,他突然抛下reading来解释尼采的权力意志,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,他突然半蹲下扮打篮球拍波,还补一句「Practice makes perfect!」。他谈到目前夹杂在教学与创作的生活时,摆动身体,一下右,一下左。「我没有时间计划未来的书写路向。我当然想多写,但也不会逼自己写长篇小说。你就当我站在舢舨上,浪从哪个方向扑来,我就侧向另一边,令自己不至于翻船落水。就算有计划,也难保临时生变化吧。」

同样,面对香港文学,他也是回到日常书写,基本的一步。香港目前面临言论收窄危机,空间一再缩小,这使他反而更有动力写下去。这不一定与抗争有关,但他认为,书写日常基本比起为香港文学立馆立史更亲近,也保住发声的权利。他提起马克思的说法「人类创造历史,但不会创造出他们想要的历史」,未来是灰暗,却也未必如大家想像般差。

所以多写是必要的。说起来,游击战(guerrilla)源于西班牙语的大战(Guerra),游击战未必屈服于大战,相反以灵活多变拖垮帝国的大军。问及罗贵祥最近写甚幺,他说七月要向港铁交一首诗,配合马铁沿线站内的艺术计划,将那首诗绘上墙壁。

他看看电脑萤幕,这位游击队队长表示对这诗仍未有想法,「哎,我仍在挣扎啊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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